日前，校党委书记郭庆松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发表理论研究文章《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溯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改革开放的思想萌芽和认识源泉》，重点论述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坚持了历史前进的大逻辑，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大潮流，回应了科学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渊源”，文章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并形成了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社会主义改革、全球化、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等一系列珍贵的改革开放思想观点和认识源泉，深刻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逻辑，为继往开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理论准备、思想渊源和认识根基。下为全文。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多个年头，它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而且重塑了世界的格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宣告了“历史”非但没有“终结”，反而在苏东剧变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后，走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唯物史观所强调的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社会发展问题在当代中国找到了很好的注脚。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飘扬”。可以说，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坚持了历史前进的大逻辑，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大潮流，回应了科学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分析现实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和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世界形势，形成了他们关于改革开放的思想火花，尽管比较零碎，但也弥足珍贵；列宁、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本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也形成了他们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也是有积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改革开放的思想萌芽，深刻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逻辑。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毛泽东，或凭借对所处时代社会矛盾运动和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以及对未来社会和未知世界的科学预测，或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性认知以及对社会主义实践的艰辛探索，他们提出并形成了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社会主义改革、全球化、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等一系列珍贵的改革开放思想观点和认识源泉。当然，由于受时代发展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既不可能形成严谨规范的改革开放科学理论，也不可能推动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更不可能作出影响全局的改革开放战略性决策。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改革开放的思想萌芽，为继往开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理论准备、思想渊源和认识根基，毕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坚定而又明白无误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
社会矛盾是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基于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而在利益关系、财产关系、分配关系等方面所产生的种种冲突和不和谐现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和批判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而对于资本主义未来社会矛盾的研究却相对谨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即社会基本矛盾的研究是十分深刻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可见，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本身不具有对抗性质，可以在矛盾的运动中向前发展，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通过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调整、自我发展即社会变革的方法来解决。这种社会变革的方法，或者是自然科学的，或者是意识形态的。显然，意识形态的变革就是要通过改革，将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部分化解掉。当然，在马克思看来，当矛盾发展到对抗性质，社会革命就会到来，这是必然趋势。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是最早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并在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思想。1920 年5 月，列宁在读到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学》中关于“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制度”时指出：“极不确切。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可见，在列宁看来，要把对抗和矛盾严格区别开来：对抗是阶级之间根本利益的冲突，而矛盾则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社会主义社会的对抗会消失，而社会矛盾仍将长期存在，但不同于以往社会形态的社会矛盾。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工人农民忍受了巨大的牺牲和困苦，赢得了战争，得到了和平，“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和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列宁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是说，在列宁那里，取得革命战争胜利后，工作重心就已经是经济任务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了。他还深刻指出：“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列宁两个“归结”的说法，本质上就是告诉人们：社会关系说到底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而推动这一基本矛盾的不断解决，就是社会改革的方法。
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和剖析相较于列宁来说就更前进了一步。毛泽东不仅首次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而且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质的，是可以通过制度自身改革来加以解决的。在毛泽东的主导下，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1957年，毛泽东在发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才是“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者要敢于公开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进而积极引导人们尤其是干部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在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都应该加以利用，而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手段。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涉及的大多是资本主义运行规律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及其革命问题，但对于社会主义改革的论述还是有零星笔墨，并且是从上层建筑领域来看待改革的，这是难能可贵的。比如，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就是说，经济基础起决定性作用，而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各项因素有时也起一定的主导作用；作为经济基础的经济建设是工作重心，但作为上层建筑领域变革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可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恩格斯在致奥·伯尼克的信中更是直言：“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由此，社会主义改革已经由恩格斯直接点出来了，这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也是社会主义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必须予以重视的理论观点。
列宁不仅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早期倡导者，也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直接实践者。他明确指出：“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这是列宁一系列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直接表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列宁指出：“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这实际上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思想前奏。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列宁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这是完善党政分工、扩大党内民主、实现决策科学化的思想源头。关于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列宁认为，改良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前进，而不是倒退”，对此应该“尽量冷静地考虑；在什么时候，哪些任务可以用革命方法完成，哪些任务不能用革命方法完成”。显然，列宁这里讲的改良实际上就是改革。作为直接实践者，列宁领导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要勾勒出一个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的经济体制图景，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首次改革，开启了“从市场的存在出发”通向社会主义的先河，在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发挥了积极引领的作用。
在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不仅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首倡者，也是社会主义开放的探索人，尽管在他那里还没有形成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但不能因此忽视他对改革开放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早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五”时期，毛泽东就极力反对教条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和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造资本家的方法，认为苏联那种将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无偿收归国有的办法，“不见得完全好，生产低落，资产阶级进行破坏”，我们现在的办法，付给资本家利润，把资产阶级养活起来，“不仅使资产阶级不搞破坏，还要使他们的生产增长”。毛泽东甚至努力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问题，明确提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改革“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强调“企业自治权”的重要性、改变“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要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等一系列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改革思想，奠定了其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发展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
1971年，中美两国乒乓球外交所促成的“小球推动大球”外交策略，就是在毛泽东亲自关心和果断批准下实施的，最终取得了伟大成功。正是这场外交活动的成功，最终促成了中美公告的积极发布和中美关系的重大改善，从而不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抑或对美国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毛泽东所主导的中美外交为中国人民铺就了改革开放国际环境大改善之路，也为日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国际关系基础。但正如邓小平所言，“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这个条件，人家封锁我们”。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全球化的思想
全球化是一个思想理论层面的概念，也是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还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历史研究表明，智人每隔1万年左右就有一次大迁徙，从而造就了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等的不同文明形态，大迁徙是智人被逼无奈的最大创举，但却无意中实现了早期艰难的全球化征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因为贸易交往而进一步有了全球化理念，随着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由于通商贸易受阻，西欧国家纷纷从海上探险寻找新航路，“地理大发现”开启了早期全球化实践，但世界上最早提出全球化概念的思想家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是发展的，发展的世界必然从封闭走向开放，单个国家的历史必然由相互联系的世界历史所取代，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改革开放实质上就是各国回应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因为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一体化的世界、全球化的分工。这就是说，拒绝全球化和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拒绝和抵制发展与进步。
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前后以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关于全球化的思想、观点和治国策略，这些成果成为列宁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列宁从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角度看待全球化问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即“生产方式的经常改造和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促使“资本主义企业必然超出村社、地方市场、地区以至国家的界限”而“寻求国外市场”，为保持经济增长和对剩余价值的不断占有，“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如果没有国外市场，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发展甚至不能继续生存下去。与此同时，列宁还意识到，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遭到空前破坏的国家里，在一个破产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国外市场和全球化，在战争废墟上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苏联也可以利用资本的力量和全球化思维，最终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引向社会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改革开放则是顺应这种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也是利用资本和应对全球化潮流的必然选择，是保持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的全球化思想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革命战争时期与和平建设时期。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意识到了“世界历史”即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联系和交往的必然性和现实性，他进而指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因为“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可见，毛泽东在研究中国革命时始终没有忘记世界历史的现实背景，而且自觉地将中国问题置于全球化大环境中来思考，敏感地预言了世界联系和全球化影响的存在。在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适时提出了关于世界格局变动的“三个世界”理论，由此构成了他别具一格的全球化思想。他明确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三个世界”的说法，充分说明了毛泽东用宽广的世界眼光和全球化思维来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谋划中国自身的发展定位。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从全球化大环境思考中国革命问题，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三个世界”划分体现的全球化理念，毛泽东的全球化思想都蕴含着一国的革命和发展与外部世界割不断联系的主张，都蕴含着改革开放的思想火花。这就为中国日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认识源泉。
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思想
作为一种制度文明的形态，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其在发生发展的几百年中，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文明成果，包括物质、精神以及体制机制等，尤其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这不仅是世界历史的真实情况并因而成为人们的共识，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研究结论的普遍认知。因此，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是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制度加快自身发展的必然抉择。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里不仅是说，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保留旧社会某些合理或不合理的成分，而且是说，刚刚迈进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马克思甚至认为，对资产阶级的某些政治体制如普选权等都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无产阶级服务，并进一步指出：“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普选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另一方面，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可见，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仅在人类文明史上有过积极的贡献和作用，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过程中也是可以加以借鉴的，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中需要一种开放心态的思想渊源。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列宁关于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思想更是前进了一步。他敏锐地指出：“因为没有大工业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没有这种资本主义的遗产，就不可能把社会主义建立起来。因此，在列宁那里，资本主义尤其是帝国主义不仅是需要批判和清算的腐朽的制度，而且也是需要借鉴和吸收的人类文明成果，对于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也要有开放和合作的胸怀，这也是一种智慧。列宁甚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这是列宁针对当时苏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力量十分薄弱的具体国情所作出的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具有开放精神的基本设想，大胆且极具创见。列宁还提出向资本家学习，“哪怕他是一个大骗子，只要他组织过托拉斯，只要他这个商人曾经搞过千百万人的生产和分配，只要他有经验，我们就应该向他学习”。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开放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列宁在评述“泰罗制”时一针见血地说：泰罗制也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也是一系列最丰富的科学成就，“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应该在俄国组织对泰罗制的研究和传授，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使之适用”。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开放的思想，而且看到了社会主义管理改革的思路，改革开放的思想蕴藏在列宁治国理政的理念和实践中。
同样，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开创者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拓荒者，毛泽东对于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也有着较为丰富的思想认识。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利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发展中国经济的设想，并明确指出：“战后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下才能做到。”“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的国家，它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的国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甚至提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可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开放心态发展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商人开展贸易的想法早已显现。新中国成立后，鉴于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甚至扼杀的实际情况，毛泽东一方面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设原则，另一方面仍提出设法利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及向西方国家学习。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毛泽东甚至主张：“一是派人到外国去,包括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二是把外国人请进来。”可见，毛泽东关于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经济的开放心态不仅是积极的，而且是相对坚定的，也是务实的。
作者：郭庆松，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会长。
本文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
